航天專家潘厚任保存了很多看起來不太重要的東西：一所中學的打分表，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孩子們畫的畫，還有各地大中學生寫來的信。在信里，有人問候他的身體，有人請教他“近地軌道空間將來會不會有飽和的趨勢”。
　　中國科學院空間科學與應用研究中心的這位退休研究員，曾參與過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(wèi)星“東方紅一號”的研制。現(xiàn)在，他的職業(yè)成就感來自另一個領域。
　　81歲的潘厚任是中國科學院老科學家科普演講團的成員。這個科普團成立于1997年，現(xiàn)有成員60人，平均年齡超過65歲，80歲以上的8人。其中不乏曾經(jīng)參與國家重大科技工程項目的專家。
　　截至2017年年底，這些老人跑過1600多個縣（市），辦了2.3萬多場講座，聽眾數(shù)量達到820萬。
　　他們?nèi)ミ^最多的地方是學校、政府、社區(qū)，偶爾也有寺院和監(jiān)獄。在山里的寺院，他們?yōu)樯撕托疟娭v解地震科學知識。他們在高墻內(nèi)介紹宇航進展，吸引了很多見不到外面世界的“囚徒”。他們還十分認真地回答聽眾有關外星人是否存在的問題。
　　潘厚任形容自己像永不停息做著無規(guī)則運動的微小粒子，是個“做布朗運動的老頭”。只不過，他的“布朗運動”一直在科學的軌道上。
　　20世紀80年代末，潘厚任作為中國航天專家代表訪問美國時看到，著名的哈勃空間望遠鏡尚未發(fā)射，美國宇航局給學生的科普小冊子卻已準備好。美國規(guī)定科研經(jīng)費必須抽出部分用于科普，這樣的理念對他觸動很大。
　　潘厚任的柜子中存著厚厚的一疊資料，都是他從各國收集的航天科普材料。每次出國交流，他都特地去收集這些材料。幾十年后，它們派上了用場。
　　每場講座下來，學生都一窩蜂地圍上來問問題，拉著他們合影、簽名。2018年還沒到來時，這一年的演講已經(jīng)需要提前預約。有學校把科普團到校演講的事兒，寫入招生簡章。
　　一次，科普團去云南的一所山區(qū)學校講課，本來說好只面向一個年級，但到了現(xiàn)場，校長紅了臉問，“機會難得，能不能讓全校學生都來聽講？”最后，講座被安排在操場進行，臺下坐了2000多人，學校還專門從教育局借了一個巨大的電子屏放映幻燈片。
　　但20年前，科普團剛剛誕生時，迎接它的還沒有這么多鮮花和掌聲。
　　當時，時任中科院副院長陳宜瑜找到剛退休的原中科院新技術開發(fā)局副局長鐘琪，希望她能牽頭做些科普工作。為了借鑒經(jīng)驗，鐘琪專門跑了北京的幾個書店，但失望地發(fā)現(xiàn)，書架上科普書沒幾本，中小學教輔書倒是一大堆。
　　科普團成立不久，最早的成員之一、微生物學家孫萬儒去武漢一所重點中學做科普報告，校長要求他，“只有1小時，多1分鐘也不行”，連在場的學生讀幾年級，都沒告訴他。
　　鐘琪下決心改變這現(xiàn)狀。要讓這個剛剛成立的科普團生存下去，首先要保證講課質(zhì)量。所有科學家走上科普講臺前都要試講，“不管你是院士還是局長”。每次試講還有同行、老師、學生試聽，提問“開炮”。
　　1998年加入的徐邦年毫不隱瞞自己差點被淘汰的經(jīng)歷。退休之前，他在空軍指揮學院任教多年，成功通過試講。但一出去講課，控制不住場面，上面講課下面嗡嗡響。慢慢地，他被請去上課的次數(shù)越來越少了。
　　徐邦年自己也著急起來，反思自己沒轉變過去給研究生講課的思路，太強調(diào)系統(tǒng)性，忽略趣味性。他拉著老伴和幾個朋友當觀眾，改了幾回，終于摸清了講科普課的門道。
　　這些幾乎伴隨著國家科學事業(yè)一起成長的老人，把科普當成和研究一樣嚴肅的事情。
　　潘厚任曾經(jīng)拜托后輩幫忙整理上課時學生們傳給他的小紙條，上面的問題足有2000多個。在孫萬儒的郵箱里，一半以上的信件都是關于孩子們的煩心事，關于家庭、愛情、學習問題，“什么都有”。
　　“他們聽了你一堂課，覺得你見多識廣，信任你，才會給你寫信?！?他認認真真地一一回信。
　　他們也不得不面對科學曾經(jīng)遭遇的尷尬局面?？破請F現(xiàn)任團長白武明記得，在重慶一所重點中學演講時，一位打扮入時的教師為活躍現(xiàn)場氣氛，拿起話筒問在座學生：“長大了想當科學家的同學請舉手。”白武明看著現(xiàn)場約800人，只有不到20只手舉起，女教師著急了，又問了一遍，手的數(shù)量仍沒怎么變。
　　“以前大家的理想都是當科學家，現(xiàn)在不多了。隨著社會的更多元發(fā)展，大家的需求、要求就不一樣了，想當老板、明星的很多?！彼行o奈地說。
　　于是，科普團的成員在報告中不僅要講科普知識，也要講科學人生，“不一定非得講著名科學家，講自己的例子更生動”。
　　白武明去講課時，總是被問“為什么走上這條道路”。在他看來這件事很簡單，“就是因為興趣才選擇”?！拔覀冏鲆粓隹破請蟾妫皇菫榱藗鬟f多少知識，最重要的還是培養(yǎng)學生的興趣?！?br/>　　“布朗老頭”潘厚任覺得，自己當年接觸航天這個領域純屬偶然。高中時，他最拿手的是機械制圖課。受物理老師影響，他進入大學學習天文學專業(yè)，后來成為“東方紅一號”衛(wèi)星總體設計組的副組長。
　　他喜歡探索世界。他用著最時新的超小型筆記本電腦，用各種各樣新潮的電子產(chǎn)品武裝自己。他是北京中關村IT市場的常客，每隔兩三個月就去淘新貨。
　　上世紀70年代，潘厚任隨著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下屬的一個研究所遷往陜西，從事衛(wèi)星儀器的研發(fā)。為了接收“山外的”消息，他拜托上海的朋友寄來材料，自己琢磨著組裝了一臺收音機。這臺收音機如今拿出來，依然精致。
　　孫萬儒也走過一條曲折之路?？既肽祥_大學化學專業(yè)的他，畢業(yè)時卻被分配到微生物所。文化大革命時期，搞科研被認為是走“白專”道路，他還曾下到工廠做工人。如今研究了大半輩子微生物學，已過古稀之年的他在科普中更想傳遞點人生經(jīng)驗：“我這一輩子從基礎研究到應用基礎研究，什么都干過，才能有這么深的體會。”
　　“科學研究拿到的經(jīng)費都是納稅人的錢，科學家用了這些錢，就有責任把你的研究成果以最通俗、最簡單的方式告訴老百姓。”孫萬儒說。
　　他用青霉素從被偶然發(fā)現(xiàn)到投入生產(chǎn)的故事，告訴正在面臨專業(yè)抉擇的高三學生，什么是基礎科學，什么是應用科學?；蛘吒ㄋc，什么是“理科”什么是“工科”。
　　在一所高中講完這堂課，他發(fā)現(xiàn)一位物理老師竟流淚了。他有些詫異，對方告訴他：“如果10年前我能聽上這么一堂課，今天也許就不在這里了?！?br/>　　這么多年下來，許多人擔心這些老科學家身體吃不吃得消。但科普團內(nèi)未滿80歲的成員都認為自己“還年輕”，他們愿意在這樣的東奔西走中度晚年生活。
　　在孫萬儒看來，跟孩子接觸就是一種享受，他們提出的問題經(jīng)常把他考倒，比如“地球上病毒是什么時候誕生的”“生命的起源是什么”，其中大部分問題在科學界也尚無定論。他坦誠地告訴學生自己答不上來，但鼓勵他們“長大了去把它搞明白”。
　　他焦慮地發(fā)現(xiàn)，“中國的生物學教育落后太多了”。很長一段時間里，生物學教育都未得到重視。初中的生物課只是副科，不納入中考范圍。有一段時間推行的“3+2”高考方案更是一度取消生物考試，直到2000年開始才部分恢復。很多人連細菌和病毒都分不清，得了病就吃抗生素。
　　在他看來，不僅是孩子，成年人也需要科普。一次，孫萬儒被首都圖書館邀請去講座，講“轉基因能做什么”。
　　在場的大多是中老年人，提的問題大都不是科學問題，都是社會上的謠言?！稗D基因在科學上沒什么好爭論的，社會爭論的是另外一回事。”他說，“要把科學方法、科學思維教給老百姓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　　2017年9月起，全國小學開始從一年級開設科學課程，科普教育受到重視。老科學家科普團進行過“科學課”的調(diào)研，他們經(jīng)常發(fā)現(xiàn)科學課沒有專任教師，任課教師的素質(zhì)良莠不齊，待遇也不高。他們開始為科學課出謀劃策，想辦法去拓展科學課老師的視野，“他們要炒菜，我們給他們加一兩盤好菜”。
　　21年來，社會上各種科普團隊和活動也多了起來。鐘琪再去書店，密密麻麻的科普書籍讓她看花了眼。這個由老科學家組成的科普團還是執(zhí)著于辦講座的形式，“手機、上網(wǎng)，都代替不了面對面的溝通交流”。
　　年過八旬的潘厚任決定“鳴金收兵”，不承擔常規(guī)任務，只當團里的“救火隊員”。當人手不足時，他就自己頂上。即使如此，在2017年，他還是外出講了十幾次。
　　盡管人手緊張，科普團嚴格選拔的傳統(tǒng)依然延續(xù)下來。據(jù)白武明介紹，去年11月，11位申請加入的教授前來試講，第一次一個人都沒通過。一場試講20多人評議，不說好話，重點挑毛病，“問題都很尖銳”。
　　有些人面子掛不住，沒再來，但更多的選擇“二戰(zhàn)”“三戰(zhàn)”。在這一次選拔中，被接納為新成員的，只有兩人。
　?。ㄔd于《中國青年報》 2018-11-07 10版）